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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復出

          《彭真傳》編寫組

          中國人大網 www.zbooi5.fun日期: 2013-08-14瀏覽字號: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19791月,在首都春節聯歡會上,先后擔任北京市長的葉劍英(右)、聶榮臻(左)、彭真(中)欣喜重逢

          彭真的復出,是人心所向。

          不少同志記述了一九七八年底彭真夫婦從陜西回北京的情景:消息傳出,人們奔走相告,翹首以待。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幾百人懷著對彭真的深厚感情,自發地趕到機場迎接。呂正操、林鐵、程子華、鄭天翔、王漢斌、甘英等都去了,整個候機大廳擠得滿滿的。由于航班延誤,從下午兩點多等到五點,天漸黑,飛機才抵達。當時,候機大廳通往停機坪的大門已被鎖上。飛機降落時,呂正操的弟弟打開了候機大廳大門,黃甘英帶領大家沖到了停機坪。“大家蜂擁到了飛機舷梯旁,深情地望著機艙門打開”。彭真夫婦面露慈祥笑容、衣冠整齊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像出訪回國一樣氣派”,“一點兒也不像是流放回來的”。一位機場服務員喊出了壓抑太久的聲音:“彭市長,我們盼了您多少年,您終于回來了!”面對這個特殊的重逢場景,許多人流下了熱淚。大家一起回到候機大廳,程子華大聲說道:“彭真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是自發來的,不代表誰,跟誰都沒有關系。”彭真也很激動,一一與大家握手,眼圈也紅了。離開機場時,中組部派去的同志請彭真夫婦坐他們帶來的蘇制吉姆車。吉姆車門低,彭真年紀大,個子又高,上車很費勁。呂正操看不下去,請彭真坐自己的“大紅旗”,彭真說:“不用,組織上給我派什么車,我就坐什么車。”擠上吉姆車就走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首都黨政軍民春節聯歡晚會上公開露面。

          剛剛回到北京的彭真,當時還未獲得平反,暫住前門飯店。然而,老戰友、老部下、親朋好友都來了,“排著隊等著看望”,“連續半個月”,人來人往,“絡繹不絕”。二月十四日,陳云來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也留下了看望彭真的回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雖然不知道他的去處,無法再同他交往,但是我對他的思念和為他的安危擔心,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所以,在他復出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去看望他,表達真摯的慰問。他仍然一如既往,大度樂觀,說他過得很好,沒有受什么苦,只是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

          經過十多年的磨難,彭真已顯蒼老,但他依舊精神矍鑠、樂觀開朗、談鋒甚健,只是避而不談自己和家庭的遭遇。

          當時,全國上下正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罪行,到處是血和淚的控訴。許多受到迫害和冤屈的干部心中不平,紛紛傾訴自己的苦難遭遇和怨憤心情,這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彭真個人所受的磨難比這些干部要深重得多,他完全理解他們的心情。但他對于“文化大革命”和自己的遭遇所表現出的平靜與豁達,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多次遭受紅衛兵的揪斗、毆打。彭真回京后,當年批斗過他的一些年輕人主動找上門來,向他道歉,請他原諒。彭真卻從不怪罪這些年輕人。一九七九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一次小型會議上,彭真談起那些揪斗過自己的年輕人,說道:“小孩子懂什么?他們當初揪我斗我,把我弄到東郊體育場,十二月的天氣,我連襪子都沒穿上。我出來后,他們來看我,給我賠不是,我說責任不在他們。我這個人沒有kiss(親吻)的習慣,但我還是一個一個地親了他們。”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彭真在中央黨校作《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間突然停電,不一會兒又來電了。這時,有個學員遞了一張條子,問道:“彭真同志,你如何看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遭遇?”彭真念了條子,回答:“那不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就像剛才停電一樣,停了一陣,現在電燈不是又亮了嗎?”聽了這樣的回答,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彭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重新工作后發現,機關內一些同志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犯了或多或少的錯誤,思想上有包袱,影響了工作積極性和同志間的關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剛從南方調研回來的彭真,在人民大會堂圓廳接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人員,集中講了機關干部作風問題。他說:“過去的問題,要區別是好人犯錯誤,還是壞人辦壞事。只要屬于好人犯錯誤,不管是誰,錯誤多大,承認了,改了,就好。受了林彪、‘四人幫’毒害的,消消毒,把毒害清除掉就是了。身上臟,洗洗澡,就干凈了。”他要求同志們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走出來,克服派性,加強團結。他說,現在就是要把精力集中到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向前看,團結起來搞四化。”彭真的講話在機關產生了強烈反響,不僅使那些有思想負擔的同志放下了包袱,對所有的同志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彭真從不談自己的遭遇,不抱怨個人的冤屈,卻十分掛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眾,特別是過去一起工作過的同志。彭真曾與北京市委原第二書記劉仁一起工作多年,結下了很深的感情。劉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含冤去世。彭真對劉仁的去世十分痛心,回京后,即邀劉仁的夫人甘英敘談。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彭真參加了劉仁的追悼會,并在七月二十二日寫下了“深切懷念劉仁同志”八個大字。一九八二年,彭真在《北京日報》創刊三十周年致范瑾的信中,高度評價劉仁實事求是、忠心耿耿為黨的事業奮斗的精神。一九八四年,彭真提出:像劉仁這樣的同志是應當為他立傳的。隨后,彭真親自向甘英交代編寫《劉仁傳》的事宜。一九八五年十月,彭真為即將編寫的《劉仁傳》題詞:“懷念忠心耿耿、嚴肅謹慎、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對革命建設事業特別是首都的建設有卓越貢獻的共產主義戰士、革命家劉仁同志。”

          北京市委書記處原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部長李琪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據李琪的夫人李莉回憶,彭真回京后不久,就在家中會見了她和鄧拓的夫人丁一嵐。彭真對她們說:“你們兩個命運相同。我擔心的是孩子們。聽說孩子們都不錯,我放心了。”彭真還說:“我想到過鄧拓可能活不了,一是身體不好,二是書生氣重。我沒想到李琪也會走這條路。他性情剛強,身體好,經歷的事多,不到五十一歲就走了。”說這些話時,彭真的眼圈紅了。李莉擔心彭真太難過,趕快說:“事情都已經過去了,別說了,讓它們都過去吧。”彭真大聲說:“過去就過去了嘛!”他好長時間沒有說話。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部紀錄電影片《農業學大寨》,是反映北京郊區農業學大寨情況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說這部紀錄片是與大寨唱對臺戲,是對毛主席樹立的典型不服。由此,北京市的農業勞動模范多被打成“彭真的爪牙”“黑線人物”,受盡摧殘,有的被迫害致死。彭真回京后,幾乎走遍了北京郊區,去看望農業勞動模范。

          從一九四三年起就跟隨彭真做警衛工作的李志玉,“文化大革命”中與夫人袁力榮都遭受了迫害。彭真始終掛念著他們。彭真回京后,袁力榮帶著孩子來看望他。分別十多年,當年被彭真叫做“小孩”的袁力榮,已是疾病纏身,白發斑斑。彭真緊緊拉著她的手,又撫摸著孩子們,仔細詢問他們的境況。得知李志玉曾被關押,胃病加重,后來做了胃切除手術;袁力榮也被開除黨籍,一家人艱難度日,彭真的心情十分沉重,不斷地說:“你們受苦了,都是我連累了你們一家。”彭真的女兒傅彥把袁力榮拉到一邊,塞給她五百元錢,一定要她收下,說:“爸爸說了,別人家的孩子管不過來,你們家的兩個孩子一定要管。”此后,彭真一直把李志玉一家當做自己的親人,悉心照顧他們。

          彭真還親自去看望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同志如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等,并會見了一些遭受迫害的知名人士或者他們的家屬如馬連良的夫人陳慧璉、荀慧生的夫人張偉君、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等,同他們親切交談,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給予安慰和鼓勵。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全黨全國人民痛定思痛,首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折,但當時在思想領域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少數堅持極“左”錯誤的人攻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社會上刮起了一股懷疑四項基本原則、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風。一些領導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發生了動搖。

          彭真十分關心文藝工作,與許多藝術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文革”后剛剛復出,首先會見的就是一批劫后余生的老作家、老藝術家。這是彭真、張潔清與曹禺夫婦、蕭軍夫婦在一起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九六六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就是他蒙難的開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對毛澤東有一肚子怨氣。出人意料的是,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彭真從不以個人的遭遇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他每談及毛澤東,必先談其功績。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說:“沒有毛主席,我們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志是我們的領袖,對毛澤東同志必須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澤東同志永遠是我們的主席。”他還說:“‘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舉了手的。我那時覺得主席還是對的。后來我被關在監獄,反復想,我做得不錯呀。我想,共產黨、毛主席總有一天會再來找我的,這些事歷史上都有,錯了的又給平反嘛!”

          原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回憶,一九七九年彭真住在北京醫院接受體檢,同住北京醫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談話中,彭真評論“文化大革命”時,“既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對動亂給黨和國家帶來的災難惋惜不止。”但“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人詆毀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言行,他旗幟鮮明地說,毛主席的歷史功績不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黨工作的指針。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在我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

          曾任彭真秘書的楊景宇回憶:一九八 年初,有一天談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彭真同志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與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兩碼事。旗幟就是方向,一定要舉;丟掉這面旗幟,就會迷失方向,黨心民心會亂,那還得了!個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誤黨誤國,還可能把被崇拜的對象推向反面。不過,對個人崇拜,也要歷史地看。講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就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少奇或者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總理的意見。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心態?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圣賢啊!圣賢也會犯錯誤。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錯誤。不過,也有好處,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錯誤打破了對他的個人崇拜,這對全黨全國人民解放思想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彭真還認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責任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他說:“現在事后諸葛亮太多了,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你就沒份?好多錯事的決定我也舉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寫回憶錄,多是講自己一生如何正確,錯誤都是毛主席的。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錯誤,我們有沒有責任呢?我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在中央討論和決定問題時,我要能夠站出來,提出不同意見,或者說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表決,那么,毛主席的錯誤就不會發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沒有這樣做,我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有責任。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彭真出席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是彭真回京后第一次出席中央的會議。

          四月的北京乍暖還寒,但畢竟已是萬木復蘇的季節。彭真與許多老同志久別重逢,把手話舊,百感交集。當時,彭真還沒有進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只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這與他被打倒前所擔任的一系列重要職務相比,顯然是低多了。許多已經恢復職務的老同志都關心地問他是否已經落實政策。彭真回答:“共產黨員只要有工作做,就是落實。”

          在這次會議上,不少同志認為彭真會講毛澤東的錯誤,因為他的冤屈實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卻明確表示,這時候必須科學地、全面地、準確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會議分組討論鄧小平三月三十日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彭真參加東北組討論,作了重要發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認為這個報告“透徹地解決了當前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關鍵問題”。彭真說:

          “小平同志講,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個原則。為什么現在要提出四個堅持?因為有人對這四個根本原則產生了懷疑,甚至否定。實際上,沒有這四個堅持,就沒有安定團結,沒有四個現代化,就沒有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的一切。

          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我們反對林彪的說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個極端,懷疑、否定一切,甚至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一個已經由半個多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了的事實,居然也要否定。

          對毛澤東同志,應當全面地來看。所謂全面,就是歷史的全面、現在的全面和未來的全面。

          從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歷史時期來看,毛澤東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領導和偉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這不是說他在工作中沒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

          說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但對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展望將來,我們應該舉什么旗幟呢?如果我們放棄了毛澤東思想,不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我們高舉什么旗幟呢?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如果把它放棄了,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馬列主義旗幟,那么我們用什么理論來作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呢。我們必須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陣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

          楊景宇回憶:有一天,我向他匯報有些同志對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些議論。我說:“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慘,復出后又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說:“不能這樣看問題。不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監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個人講,我就那么痛快?我就沒氣?但是,總結教訓,那就不僅是個人的問題,教訓要深刻得多。作為共產黨員,首先需要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嚴重錯誤,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誰沒有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今后我們舉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能夠凝聚全黨、全國人民。我們說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七大講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面旗幟能丟嗎?丟不得!如果丟了這面旗幟,必然造成混亂。”

          彭真復出后,中央決定由他主持法制建設工作。這樣決定,首先出于黨和國家發展大局的急需。當時,彭真無疑是能擔此重任的最佳人選。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彭真長期具體主持立法工作,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中央的決定也與他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不謀而合。經過十年動亂,彭真更深地認識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是一項刻不容緩的重大戰略任務。他經常對身邊的同志說,“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從被投進秦城監獄到流放商洛山區,十多年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會發生“文化大革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悲劇?他認為,根本的原因是,國家的法制遭到破壞,陷入了“禿子打傘,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再次發生,為了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保障全體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必須刻不容緩、堅定不移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在京舉行。烏蘭夫副委員長向會議作了關于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的說明。會議通過決議,決定設立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并通過了由八十人組成的法制委員會名單,彭真為主任,胡喬木、譚政、王首道、史良、安子文、楊秀峰、高克林、武新宇、陶希晉、沙千里為副主任,委員六十九人;任命武新宇為法制委員會秘書長,劉復之為第一副秘書長,王漢斌為副秘書長。

          新設立的法制委員會,集中了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包括黨的領導干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專家學者。彭真對法制委員會的構成比較滿意,只是它的組成人員年齡比較大,平均七十歲。這樣一個機構如何工作?彭真向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請示。他們都對彭真說,立法工作就由你來抓,你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要找哪個部門就找哪個部門。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還說,法制工作就委托你來管,你認為該怎么辦就怎么辦。

          彭真考慮,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國家的立法任務愈來愈重。要勝任繁重的立法任務,只有一個法制委員會是不行的,還需要建立一個為法制委員會提供服務、做參謀助手的工作班子,彭真稱之為“苦力班子”。他的設想是,在法制委員會下先抓緊設立辦公室和法律室、研究室,作為法制委員會的工作班子。

          19719796月,復出后,彭真在辦公室里工作

          十年動亂剛結束,百業待舉,人才緊缺。為建立這個“苦力班子”,彭真親自組織調入骨干,有的要親自與有關部門協商,并點名調來了“文化大革命”前長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工作的高西江、顧昂然。

          王漢斌、項淳一和顧昂然都是“文化大革命”前長期在彭真直接領導下工作的,彭真要調他們到法制委員會工作,談話直截了當。王漢斌回憶說:法制委員會成立時,彭真同志找我,要我到法制委員會工作。我說,我跟您工作十幾年,知道自己的水平跟您相差太遠,到法制委員會工作恐怕幫不上什么忙。再說,我對法律還真沒興趣,法律條文干巴巴的,我讀不下去。彭真同志說,你是說客氣話還是真的不想來?我還是認為你可以做這些工作。我心里想的是真不愿意來,但沒有再說下去。彭真又找了項淳一,說:“你來搞立法工作吧,在我這兒干,將來干上十年,你就是法律專家。”項淳一說:“當法律專家,沒有奢望,我給您打雜吧。將來您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就這樣,王漢斌和項淳一從此回到了彭真身邊搞法制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

          彭真不僅考慮眼前任務的急需,盡快調進一些自己熟悉、能很快上手工作的干部,而且著眼于未來和長遠,放寬視野,廣納人才。他考慮到今后隨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經濟立法的任務會愈來愈重,于是提出要調進一些熟悉經濟工作的干部;考慮到要研究國外法律,參考、借鑒外國立法經驗,于是提出要調進一些通曉英、法、德、俄、日文的外語人才。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一個從事立法研究和服務工作的“苦力班子”搭起了架子,有了一批骨干,分別安排在法制委員會下設的辦公室、法律室、研究室工作。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在人民大會堂南段三樓會議室,彭真主持法制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法制委員會及其工作班子全體人員興致勃勃地聚集一堂。當彭真滿面笑容地走來時,大家以熱烈的掌聲迎接這位熟悉又久違的法律戰線的領導人。

          講到法制委員會的任務,彭真說,任務就是職責。人大常委會決定設立法制委員會時,只講了它協助人大常委會加強立法工作。怎么協助?可以實,也可以虛;可以多搞,也可以少搞。最初,有的同志主張法委是虛的,也有些同志主張法委是實的。這個問題,我請示過小平同志,他說,當然是實的。立法工作要快一些,法律有比沒有好,成熟幾條就先制定幾條。開頭可以先粗一些,然后再細。我又問華主席,法委搞什么?華主席的意見,要抓緊立法。他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人口這么多,沒有法制,怎么能安定團結?葉副主席講,要搞法律。不搞民主法制,怎么安定團結!人大常委會把立法工作提到日程上來了,不搞法制,就沒有完成任務,就有愧職守,等于尸位素餐。這話說得很重。我們今天就是要商議怎樣按華主席、葉副主席、鄧副主席的意見,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和責任感,把立法工作全面管起來,盡可能搞得細一些。

          講到法制委員會與其他國家機關的職權界限,彭真強調:我們是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的助手,不管司法。人大常委會是權力機關,我們是工作機關,公、檢、法是司法機關,中央政法小組是聯系各部門的。我們不要侵犯別人的職權。

          講到法制委員會的工作機構,彭真說,法制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工作主要是在立法中把關,具體工作要小伙子們做。小伙子們就是“苦力”,我已經七十八歲了,但我也要當半個“苦力”。機關要有“苦力”,要有一種“苦力”精神,白天晚上干,不然五月中旬怎么搞得出七個法?還不到兩個月時間嘛。光有機關的“苦力”也不行,還要請一些外面有經驗的人,如法學研究所、大學法律系等,還有其他方面的專家,請他們來參加研究。

          在此后緊張的立法工作中,彭真完全把自己當成了“苦力”。他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同時對法制委員會的工作班子嚴格要求,帶出了一種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刻苦工作、甘于奉獻的作風。這個作風傳給了第二代、第三代。法制委員會的“苦力班子”也在立法實踐中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立法骨干,為新時期國家法制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來源: 中國人大雜志 2013年第12期 責任編輯: 張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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